中國傳媒大學在職研究生張晶教授分享：作為一個文藝理論學者，我時常思考中國古代文論在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格局中的功能與地位，當然更多的還有古代文論在今天的美學與文藝理論中所能發(fā)揮的作用�，F(xiàn)在看來，從文藝理論的意義上來考慮傳承和發(fā)展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，中國古代文論的內涵與建構作用，不惟是不可或缺的，而且是要唱主角的。

　　如所共知，美學對于文學藝術的現(xiàn)狀批評和發(fā)展態(tài)勢，是主要的理論基石，也是其批評標準的依據(jù)。對于當下中國的文藝創(chuàng)作和學科教育來說，文藝美學是近幾十年來應運而生的學科體系。它有著深厚的中國文藝傳統(tǒng)的土壤，同時又有著鮮活的批評功能。在我看來，文藝美學的確立及發(fā)展，是以中國古代文論為其主要資源的。

　　筆者近年來為藝術類研究生講授《文藝美學》課程，又寫了為數(shù)不少的文藝美學論域中的文章，漸次對文藝美學有了一些體會，覺得對古代文論應該有充分的自信，沒有必要為古代文論的前途或命運懷著“中心搖搖”的殷憂。因為在中國美學理論眾多成果之中，時時可見中國古代文論的影子。對文藝美學作為一個分支學科，懷疑的聲音一直存在，但它經(jīng)過近四十年的建設，有了那么多自覺建構的理論成果，僅是以“文藝美學”命名的專著或教材也在十部以上，論文更是不計其數(shù)，想要對它視而不見，也難!

　　文藝美學在中國被提出，在中國的文化根基中生長，在某種意義上是瓜熟蒂落、水到渠成的結果。文藝美學介乎于美學和文學藝術之間，研究各門類之間一些共同的審美規(guī)律。文藝美學在框架上固然有足夠的哲學美學的籠罩，但又有明顯的經(jīng)驗層面作為學科基礎。中國古代文論(本文將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文論即文學理論，擴展為文藝理論，將畫論、書論、樂論等納入其中)留下了那么多的論著、范疇和命題，在文藝美學的學科內涵中是難以取代的，它的當代價值、現(xiàn)實意義用不著我們外加給它，也用不著我們掛在嘴上，耳提面命，它是內在于文藝美學這個具有強健生命力的新興學科的。或者直接地說，如果不是在中國文化的土壤上，不是在中國的文學藝術氛圍中，不是在中國文論傳統(tǒng)的助動下，文藝美學的產(chǎn)生是難以想象的。對文藝美學有創(chuàng)建之功的幾位著名學者，如臺灣的王夢鷗教授，大陸的胡經(jīng)之教授、周來祥教授、杜書瀛教授和曾繁仁教授等，都有著深厚而系統(tǒng)的古代文論修養(yǎng)和造詣。王夢鷗的《文藝美學》于上個世紀70年代問世，大多數(shù)學者談到“文藝美學”學科源頭時提到這是最早以此命名的專著。一般認為，王夢鷗這部著作，只是為這個學科的誕生留下了“文藝美學”這樣一個名字，而其中的內容和我們現(xiàn)在的文藝美學體系相去甚遠。此言有一定道理，但似乎少了點兒歷史性眼光。以我們后來見到的幾部關于文藝美學的體系性專書的框架來看，王夢鷗的《文藝美學》還沒有明確地將文藝美學作為一個學科的角度進行建構，但其書中的各部分，決非游離于文藝美學的性質之外。其中，意境論作為王氏“文藝美學”的重要部分，很明顯是源自于中國古代文論的。再如胡經(jīng)之在大陸是文藝美學作為學科的首倡者，其代表作《文藝美學》是文藝美學學科支撐的最為主要的幾部專書之一，具有典型的體系性。其中多有中國古代文論的發(fā)掘與升華，如“藝術形象：審美意象及其符號化”，“藝術意境：藝術本體的深層結構”等章節(jié)，都是從中國古代文論中生發(fā)出來的。杜書瀛主編的《文藝美學原理》，也同樣是從古代文論中發(fā)掘了許多相關的命題，加以理論提升。如第四章“文藝創(chuàng)作中的美學辯證法”，其中的“寫真與寫意”“形與神”“虛與實”等，都是在古代文論的命題中生長出來的。此外，還有一些專書如宗白華的《美學散步》、張世英的《進入澄明之境》、徐復觀的《中國藝術精神》、韓林德的《境生象外》等，這些著作并未冠以“文藝美學”的名號，卻是很地道的文藝美學著作。其中的研究對象，都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精華所在。

　　中國古代文論有足夠的美學品性，作為文藝美學的基礎真是再合適不過了。它們不是抽象思辨的產(chǎn)物，而是在充分的審美經(jīng)驗(包括創(chuàng)作的和鑒賞的)中加以概括和升華的。中國古代文論的作者們本身就是著名的詩人、作家或畫家、書法家，其論著多是創(chuàng)作經(jīng)驗的總結或權威性的鑒賞批評。文論的形態(tài)也是多種多樣的，像《文心雕龍》那樣“體大慮周”的文論巨著固然不多，但更有相當多的論著既有具體的品評，又有內在的邏輯框架，如鐘嶸的《詩品》、張彥遠的《歷代名畫記》、黃休復的《唐朝名畫錄》、張懷瓘的《書斷》、嚴羽的《滄浪詩話》、胡應麟的《詩藪》等等。還有大量的是在書信、序跋、雜論之中。中國古代的論詩詩，也同樣是內涵頗為豐富、審美判斷的價值觀非常明顯的文論樣式。如杜甫的《戲為六絕句》、戴復古的《論詩十絕》、元好問的《論詩絕句三十首》等。那些散見于筆記、雜文中的文藝批評見解，更是數(shù)不勝數(shù)。這些文論來自于作者豐富的審美經(jīng)驗，尤其是對藝術創(chuàng)作的甘苦之言，他們作為大詩人、大藝術家的身份和對文學藝術的透徹領悟，使其談文論藝之作，具有穿越時空的理論魅力。如宗炳的“澄懷味象”，顧愷之的“傳神寫照”，陸機的“詩緣情而綺靡”，李白的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飾”，杜甫的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等，都是有著恒久的理論生命力的。

　　那種認為中國古代文論只有經(jīng)驗性和直觀性而缺少抽象思辨的看法，筆者是不能茍同的。古代文論固然有足夠的經(jīng)驗性和直觀性，但這并不等于說它就是零碎的、不成系統(tǒng)的。中國古代文論在某些方面來看，既不缺少哲學背景，又不匱乏抽象高度。有些重要范疇或命題，是在典型的中國哲學中生長出來，又和文學藝術創(chuàng)作的情境密切關聯(lián)。如劉勰所說的“意象”“以少總多”，嚴羽所說的“妙悟”“言有盡而意無窮”，王國維的“境界”等，都是如此。它們是有充分的文藝美學品格，又有足夠的抽象程度。非全日制研究生

　　在筆者看來，從事中國古代文論的學者無須那么多的焦慮，也用不著在“現(xiàn)代轉換”上費盡腦汁，因為古代文論中的好多元素本身就并未在當代美學中“退場”，活躍在美學和文論的場域之中，試想：如果將古代文論的這些話語都在文論和美學中抽空，恰恰會使現(xiàn)有的理論格局變得支離破碎!對于中國古代文論，應該有美學上的充分自信。尤其是文藝美學，無論是前緣還是前路，古代文論都是內在的血肉!筆者以為關鍵在于學者本身的理論素質、哲學修養(yǎng)、藝術品格。自身理論修養(yǎng)的提高，對于中外美學的貫通理解，可以使古代文論這個看似古老的東西生機無限，魅力無窮。朱光潛、宗白華等美學大師做出的成就，就是我們現(xiàn)成的榜樣。我們沒必要“舍家逃走”。

　　實施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傳承發(fā)展工程，在文學藝術的范圍內，古代文論是必須得到深入發(fā)掘的，而且它又是“活的”，必成為這個工程中特別具有審美魅力的重要部分。